郑达雄（左）在测量藏南柏木。郑达雄/供图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6月的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易贡乡正值雨季，攀在百米高的藏南柏木上，郑达雄像一簇树叶，被印度洋暖湿气流抬升形成的水汽包围，在接近树梢的地方，风和寒意让他“摇摇欲坠”，他艰难地放下测量绳——经中国巨树科考队研判，最终确定这株大约在1400年前发芽的藏南柏木Ⅱ号活体高度为“99.5米”。而另一棵等待他们丈量的藏南柏木Ⅰ号，正以101.2米的“身高”挺拔着，准备给出“亚洲最高树”的惊喜。

郑达雄是第一位踏上藏南柏木Ⅱ号顶部的人类。作为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ISA认证的职业攀树师，他的“树龄”已有11年，因在厦门大学开设的攀树课成功“出圈”，他进入科考队视野，应邀在本次巨树科考中担任先锋领攀，负责登顶测量，以及为后续上树采集标本和布设红外相机的科研人员“铺路”。

“测量大树身高的方式有三种，激光雷达、无人机挂绳和人工攀爬，其中，攀树直接测量法是国际测量巨树的‘金标准’。”郑达雄对媒体表示，无论是使用激光雷达遥感的方式，还是用无人机测量，按照国际惯例，都要用钢尺测量一次，包括目前的“世界最高树”生长于美国加州的一棵116米高的北美红杉，也是通过人工攀爬测量的。

率先完成测量的实际上是藏南柏木Ⅱ号，活体高度为99.5米。藏南两棵巨树所在的区域内，80米以上巨树不完全统计为260棵以上、90米巨树为25棵，任何一棵，对郑达雄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。在进藏之前，他攀过最高的树是50米左右，一棵在中国台湾阿里山的古神木，因此，在藏南柏木Ⅱ号上，超过50米的每一次上升，都是突破极限。

越往上，风声越大，郑达雄的呼吸节奏也不由得加快。在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，郑达雄像游走在巨人神经末梢的勇士，攀触着越来越细的枝干，害怕自己80公斤的身体，会惊扰巨树矗立的姿态。但登顶后，目之所及的雪山、变幻的流云、奔腾的河水都在提醒他，“历史长河里，这棵树承载过太多风霜雨雪，它的坚韧不可小觑”。

攀树，尤其攀这样与时间并行的古树，是一个对生命力重新认识的过程，树要求存，丰茂的不仅是自己，更是让一个由不同生物组成的巨树生态系统得以延续。

“树林里的风、下雨以后绳子的重量、树皮的粗糙程度等等，都会影响整个挂绳的过程。”郑达雄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，攀树第一步，要用专业弹弓机将豆袋绳投射到合适的树杈上，再把攀树绳引到所挂的位置。面前这棵巨树，豆袋所及的位置已经超过30米，郑达雄攀绳而上，在30多米处发现了一些动物粪便，以及动物“刨制”的窝，通过对讲机沟通，他弄清了这是鼯鼠的家，“绳子不能挂树上过夜，否则啮齿类动物啃咬后，会对绳索造成损害，出现安全隐患”。 [page]

过了50米，郑达雄发现附生植物越来越丰富。通过他搭建的路径，科考队的其他成员得以抵达树冠层，采集了巨树群落植物标本及种质资源，最终在Ⅱ号树发现附生植物有46种，其中兰花就有6种以上，包括盆距兰属和石豆兰属疑似新种。

这次科考，是郑达雄毕生难忘的体验，但并非这位大学体育教师第一次“跨界”。他曾留心过，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引种驯化时遇到过“瓶颈”，“有一些树种结果后，他们希望把种子摘下来再去播种或研究，但有的种子藏在树冠高处，只能等待自然脱落，飘散后靠人工去捡，数量少、效率低”。于是，他主动提出“攀树可以化被动为主动”，为学生争取到实践机会，成效显著，“很多人以前以为我们就是爬树的，没想到能和具体专业联系得如此密切”。

这样的合作被学校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师注意到，学科融合的契机出现，攀树课被列为该学院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课，“用户外运动课程帮他们解决在野外实习中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提升学生身体素质、野外生存经验、团队配合能力等。”郑达雄强调，攀树作为一种特殊的户外实践，一方面，它要求学生以科学思维去识别天气影响、选择运动路径等；另一方面，它崇尚的是一种勇敢与开放的精神，“这与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科学精神内核相一致”。

在郑达雄看来，自2012年，遵循时任厦大校长朱崇实观摩国外大学课程提出设立“攀树课”后，传统体育课的思维和运用场景就已经被打破，体育不单是竞技概念，还可以有多元的内容和形式，“尤其户外体育，涵盖了安全教育、自然教育、生命教育、劳动教育等”。因此，体育课堂不仅要走出去，还要和其他学科产生碰撞，融入社会的不同场景。

“登山协会尽可能登雪山、帆船协会争取沿着中国海岸线走一段、攀树协会要攀大树且行公益。”作为厦大体育教学部户外运动教研室主任，郑达雄曾经一个学期要上7门截然不同的课，但在他看来，课堂时间仍有限，无法满足学生对一个项目的延伸和拓展，他又将部分精力投入社团建设。

以攀树课为例，基于安全考虑，一个班通常只有16个学生，一个学期仅约60名学生可以选这门课，为了让更多同学能体验，且让有技能的学生学有所用，2013年，厦大攀树协会成立。郑达雄带着学生举办赛事活动、走进中小学科普、参与抢险救灾。

2016年，17级超强台风“莫兰蒂”正面袭击厦门，郑达雄发现校内很多树木倾倒或产生空中挂枝，“树大招风，根系薄弱的容易倾倒，根部扎实的，树枝折断了交错在空中也有坠落伤人的可能”。他主动请缨，带领攀树协会的成员承担了台风后校园周边断枝的修剪养护工作，主干道、医院、幼儿园和学生宿舍，很多高空吊车去不了的地方，都被他们逐一消除了隐患。 [page]

在为学校处理完树木之后，攀树队还将工作范围扩大到了鼓浪屿。“当时鼓浪屿要申遗，结果赶上了台风。”郑达雄记得，鼓浪屿上遍及名古树木及保护建筑，如果不对在台风中受损的树木抢救，既是安全隐患，也是财产损失。因此，攀树队配合园林局在岛上参与救援了半个多月，推进了这座小岛的申遗进程。

“体育课不是只能在象牙塔里上，它也可以服务社会，被赋予社区服务的功能。”郑达雄坦言，这些宝贵的社会实践经历，让高校的课堂和社团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的土壤，“我们开设课程时，内地还没有‘攀树’的概念，我们交流的高校更多是在我国的香港、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”。通过和这些高校的赛事交往，很多学生看到了全新的生活方式，其中，俞燕玲就把攀树当成职业，成为中国大陆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唯一一位全职攀树师。

“但这样的人才还是少数，因为攀树运动的价值还没被园林系统或相关行业所了解，也许未来会有更大空间。”郑达雄表示，目前，内地一些高校正相继开设攀树课，更值得欣慰的是，每次参加培训，都会有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找他“取经”。

当年从篮球教练转型为攀树教师时，郑达雄遇到的第一个坎儿就是“恐高”，即便攀爬对象是厦门大学校园里那几棵高15米左右的芒果树和柠檬树，“到了15米，人就明显出现心慌、冒汗、手脚无力的情况。”挂在树上，他不断和自己对话，“先找到害怕的原因，再回想动作、检查装备，靠现实情况来拆解顾虑。”尽管，现在的他偶尔还会出现这种“不由自主地害怕”，但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已经帮他把“舒适区”拓展到了近百米，“懂得正视自己的问题，恐高就不再是向上攀登的障碍了”。

（中国青年报）